一座城 一群人 一條心

“謝書記，又有兩個確診患者需要馬上轉運。”

“謝書記，民族巷剛剛被‘追陽’的陳老師，從屋頭跑出去了！”

11月20日中午，謝雨汐正在居民樓送菜，急促的電話一個接一個地響起，通完電話，自覺“頭都大了”。

謝雨汐是解放碑街道滄白路社區黨委書記、居委會主任。社區雖小，但連著千家萬戶，疫情下，更是聯防聯控、群防群控的關鍵防線。

在這里，佛系，是不可能的奢求，焦灼，才是工作的常態。

“恨不得長出三頭六臂”

“陳老師現在是啥子情況？”步入居委會，工作人員正在抓緊時間“刨飯”。

“混管陽。給他說了在家等，不走動，哪曉得跑出去了，電話不接，小鄭他們正在找。”

“家里還有其他人嗎？”

“還有，他媽媽在家……”

“曉得了。我們也去，走！”

謝雨汐說話做事雷厲風行。在車上，她沒給當事人打電話，而是選擇撥通了其媽媽的手機。

“迂回戰術”起了效果。很快，人找到了，動之以情，曉之以理，解釋“混陽”不是“陽”，迅速帶人回家。做完這一切，時間不過十來分鐘，兵貴神速，大概就是這個意思。

“手腳快都是逼出來的。”打開地圖，解放碑正居中，臨近洪崖洞景區的0.16平方公里，便是滄白路社區的轄區。這里，有40多個居民樓院，10多棟高層樓宇，男女老少近萬人。面積袖珍，但流動人口多、人員構成復雜，社區14名工作人員，平日里已尚顯緊張，非常時期，疫情防控和群眾服務的工作更是千頭萬緒。

11月初，區外出現新一輪疫情，謝雨汐和同事們的心，也隨之越揪越緊。幾天后，轄區居民核酸檢測時發現異常，隨后，確診人數漸漸增多。社區工作人員和醫務人員、志愿者等一道，搬來居委會扎營，一呆就是半個月，根本顧不上家。

作為社區黨委書記、居委會主任，謝雨汐要操心的事更多。“這段時間，最緊張的就是夜幕降臨——街道辦事處會在工作群里告知各社區的核酸檢測結果，那感覺就像‘拆盲盒’，一旦有異常，后半夜就基本睡不成覺了，要趕緊落實入戶‘追陽’，要協調管控、基本信息流調、消殺、轉運等一系列工作。”謝雨汐說道。

夜班連著白班、白班連著夜班，需要解決的事似乎無窮無盡。

“謝書記，九尺坎的姜伯伯還是不開門，送的飯也沒拿。”剛回到社區，社區工作人員趙義迦已經在等著她了。

“走，去看看。”生怕老人斷了伙食，謝雨汐幾乎沒有半點猶豫，準備端盒飯的手舉起又放下，轉身出門了。

姜伯伯是個獨居老人，平日里不愛與人接觸。他自己基本不做飯，都是到餐館里吃。疫情發生后，社區特別留意這類情況特殊的居民，分網格制作了臺賬，并告知姜伯伯由志愿者負責送飯上門。

頭天工作人員按時送飯后，問題來了！敲了半天門，只聽見里邊有動靜，卻不見人來開門，打電話只說“不用送”，似乎有情緒。工作人員只好把東西放門外。心想：屋里的人若餓了，自然會開門把東西拎進去。

志愿者第二天上門看時，發現一大兜東西還在門外擱著，大吃一驚，“這犟老爺子，不讓他出門，他還不收？”又試著敲門，但那扇門依舊緊閉著。怎么辦？

“我記得，姜伯伯在我們居民群里是吧？”一邊走，謝雨汐一邊琢磨，掏出手機，順利加上了姜伯伯的微信。

很快，熟悉的“小謝”出現在視頻畫面里：“姜伯伯，是我。你說說看，為啥子飯都不拿？”連哄帶教育，終于喚開了房門，姜伯伯探出頭，看到謝雨汐和“大白”在門口等著，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才把一兜吃的拎進了屋。

這一大圈轉完，回到辦公室，午飯已經涼透了。這樣的情況，在疫情期間實屬常態。“家里人問我怕不怕被感染。”謝雨汐一邊吃著飯一邊自嘲，前期要給居委會工作人員分工作條線，要規劃核酸采樣點路線，居民的物資取送、垃圾收運、上門采樣、藥物配送要分別落實到人頭，后期理順的工作要進一步優化，白天忙完一天的工作，晚上還要總結改進。“我恨不得長出三頭六臂，睡覺時間都不夠，哪還有時間考慮這個！”

“一地雞毛”的快樂

小社區，大社會。80后謝雨汐2004年到社區工作，一年前，在社區黨委書記、居委會主任一肩挑的崗位上歷練。對于工作，其稱：想干好社區工作，內心要足夠強大，一邊工作還得一邊修煉自己。

在社區居民眼中，謝雨汐為人熱情、大方，說話做事利落，是個“女漢子”。但，“女漢子”也有崩不住的時候。

一天下午正忙時，有居民走進辦公室，對著工作人員大聲苛責和抱怨……社區工作的小姑娘委屈地哭了。謝雨汐知道后，安慰她：“情緒宣泄了，還是要把眼淚抹干，繼續擼起袖子加油干。如果我們退縮了，那么多居民咋辦？”說到這里，“女漢子”眼里也淚光閃閃：“我是不是有點‘沒人性’？”

謝雨汐說，“將心比心，其實每個人都不容易。”比如社區居委會副主任夏夢，疫情發生后，她狠心把娃的奶斷了，跑來社區跟大家同吃同住同戰斗。“我也多久沒回過家了，恐怕娃兒都認不到我了。”她無奈地笑笑。

面對疫情，大家不是旁觀者也沒有“局外人”，人人都能成為一束光。“我將無我，不負人民。”謝雨汐很喜歡這句話，也深知作為一名普通社區工作者，與如此高的境界相差甚遠，自己能做的，就是在這個崗位一天，就盡心盡力為群眾搞好服務。

“困難？肯定會有。社區的‘一地雞毛’，處理起來可不是簡單的事情！”

正說著，走進來一位居民，手里抱著一大箱食品，找謝雨汐，說要送給全體社區工作者，感謝大家的辛苦付出。謝雨汐動容地把箱子抱在懷里，說道：“但是你看，這就是‘一地雞毛’給予我的，最真實的快樂和自豪。”

“有一突發急性心肌梗死患者，無24小時核酸陰性證明，情況危急！”“加強防護，準備馬上手術！”11月20日，嚴峻的疫情形勢下，毫無半點遲疑，一場與時間競速的生命救治接力在陸軍軍醫大學陸軍特色醫學中心（大坪醫院）悄無聲息地進行著。

劇烈胸痛 生死一線

據介紹，這名患者姓李，來自巴南區，患有高血壓，一個月以來，他時常感到胸悶氣促。11月19日夜間，李先生突然感到一陣劇烈胸痛來襲，并迅速蔓延至背部，繼而還出現牙痛癥狀，并伴有大汗，整夜都未好轉。

11月20日一早，李先生便憑借當地特批出門條，來到大坪醫院門診就診，被診斷為急性心肌梗死。據了解，急性心肌梗死，即指冠狀動脈急性、持續性缺血缺氧所引起的心肌壞死。通俗一點理解，就是給心臟供血的血管被血栓堵死，導致了出現心肌缺血、壞死，若不及時救治，將嚴重危及生命。

“患者必須馬上手術！”由于李先生無24小時核酸陰性證明，接診的心內科醫生曾春雨迅速請示領導，為李先生申請綠色通道。

與之相關的心內科、急診科、放射科，立即啟動疫情防控期間急診介入手術的應急預案。在各科室的協助下，患者被迅速閉環轉運至介入室。

啟動應急預案 成功手術

室內，醫護人員嚴陣以待，穿上密不透風的三級防護服和手術衣，戴上面屏和雙層手套，氣氛很是緊張。

手術由心內科主任助理吳庚澤副主任醫師主刀，楊德忠副主任醫師協助，術中可見患者右冠狀動脈開口已完全堵塞，醫生從其血管中抽出大量血栓，植入兩枚支架后順利開通血管，手術順利完成。

吳庚澤重重地舒了口氣。脫掉防護服和手套，醫生們全身都是汗。曾于2020年初馳援武漢抗疫，對身穿“大白”防護服的感覺吳庚澤并不陌生。

“全副武裝做手術，難度系數直線上升，面部防護影響視線，雙層手套使術中觸覺反饋較為遲鈍。”吳庚澤表示，但患者沒事了，再苦再累也值得。

術后，科室醫護人員對患者所經過的路段進行了全面消殺。好在患者安全送入隔離病房，生命體征平穩。術前查驗核酸結果顯示陰性。

大坪醫院相關負責人表示，“疫情無情，醫者有情”，不管疫情形勢如何復雜嚴峻，醫護人員始終踐行“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”的信念不會變。

最開始，只有三四位熱心居民自發“逆行”，為大家配送網購物品，從上午十點直至深夜十一二點，有時甚至凌晨兩三點；后來，越來越多的熱心居民加入這支隊伍，志愿服務工作可以輪流“白班”“夜班”了。

最開始，志愿者們只能靠雙手搬搬抬抬，有時候整件整件的礦泉水，要分幾個來回才能送完；后來有人拿出小板車、又拿出帶有輪子的移動貨架，“送貨”任務干起來就沒那么吃力了。

最開始，志愿者們的防護物資緊缺，防護服只有穿了再穿；后來，有志愿者購買了1700多元的防護服免費提供，居民們也主動為他們送上口罩等防疫物資，大家的防護裝備更加齊全。

……

這是一場自發的同心抗疫，發生在朝天門街道湖廣會館社區海客瀛洲小區c棟，因為樓棟出現確診病例，被判定為高風險區，實行足不出戶的管控措施。想到居民拿取生活物資不方便，區公安分局民警周兵和“老黃”“蔣姐”等熱心居民成為了第一批志愿者，走出家門，當起了50余個樓層、630余戶居民的兼職“送貨員”。如今，這支“送貨”隊伍已壯大到了30人。

“當志愿者，去不去？”“去！”

“我其實不是一個愛湊熱鬧的人，所以住在小區10來年了，也沒有加入業主微信群。”周兵說，自樓棟實行管控后，妻子看到業主群里招募志愿者，就第一時間問他“當志愿者，去不去？”，他就爽快地說了句“去！”開始了一場義不容辭的志愿服務。

每日，小區保安會將居民們購買的物資從小區入口處送到樓棟，志愿者再逐一搬運進大堂，分揀、歸類、裝載，如果是外賣，就有專人查詢居民信息并用筆標注；完成一批后，就通過小板車或移動貨架運送到電梯間，再逐一送到每家每戶去。

服務的第一天，周兵就累得夠嗆。居民們的采購分為兩種類型。一類是“大采購”型，米、油，以及一箱一箱的礦泉水、一大包一大包的各種蔬菜，全是重物；另一類是“隨時購”型，一日三餐，加上奶茶咖啡，想點就點，這種“外賣單”也最復雜，為了保護隱私，外賣單上會隱去點餐人的部分信息，就需要再通過電話聯系平臺方等方式獲取房號。

前幾日，志愿者力量還未充實，大家從早上一直干到半夜，“別看我們足不出樓棟，真的是累得精疲力盡。”周兵說。

“感動著，也被感動著”

連續的作戰，讓周兵也看到了很多可改進的地方，并利用他當民警的工作經驗，向志愿者們“輸入”個人防護知識。同時，大家也在微信群里積極發動熱心居民，有居民看到大家著實辛苦，也主動提出加入，這股力量也越來越壯大。

后來，周兵又提議將志愿者分作兩兩一組、男女搭配、互相照應，還合理分配力量，排了一個“早班”和“晚班”，“早班”從上午11點至下午2點，“晚班”從下午5點到晚上9點，不過大家都會提早1個小時到、晚1個小時回家。

“雖然我們的志愿行為讓居民們感動，但也有很多居民同樣感動了我。”周兵說，志愿者中有一對母子，第一天孩子就累病倒了，沒幾天，孩子的媽媽也累倒了，而孩子的爸爸正在社區一線抗疫……

志愿者干到現在，周兵還是叫不全大家的名字，因為都急急忙忙，只顧埋頭干事。還是因為一次簡單的閑聊，他才知道，原來他一直喊的“老周”，其實比他還小3歲，他一直喚的“蔣姐”，也比他小2歲。他才是其中年紀最大的那個志愿者，56歲了，而年紀最小的才20歲出頭。

“當志愿者，我們真的沒有想別的，就希望大家都好好的，早日打贏這場硬仗。”周兵的心聲，或許也是所有“志愿紅”的心聲。